民本思想的诗句

1、从目前的哲学史与经学史研究来看，这些引诗叙事或因其义理方式不够“纯粹”，或因其文献形态不够“经典”，往往被一带而过，甚至被忽视乃至遗忘其思想价值。然而这些引诗叙事，并不是先秦儒学诸子随意而为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引诗叙事发生于简帛书写材料非常贵重且占据主体的先秦时期，先秦儒学诸子在其思想世界中，如此频繁地、大量地引用诗文，若说他们随意而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引诗叙事的大量出现，如何影响着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与经典“儒学化”和儒学“经典化”进程有何关系？在先秦儒学的学派意识、思维进程、生成方式中有何作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合理判定“诗”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推进对先秦儒学经典叙事与话语体系的研究。(民本思想的诗句)。

2、　　忧国悯时，表现深挚的爱国感情。安史之乱，叛军长驱直入，战火烧遍中原，唐王朝政权一度摇摇欲坠。因此，关注国家命运便成了杜甫诗歌非常突出的内容。这在《悲陈陶》、《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3、　　描写事物真实细腻。对客观现实作真实而又具体的描写，是杜甫诗歌，特别是其叙事诗的重要艺术特色。

4、　　杜甫的诗歌是博大浩瀚的思想内容和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5、禹、启得民心，故得天下，桀荒淫无度，暴虐无道，故被商汤所灭。商汤轻赋税，体恤民情。可商纣剥削民众，天下怨愤。后国人举义，阵前倒戈，牧野一战，周武王灭商。桀纣之亡，警示后代统治者重视百姓。周公在对殷商历史总结后，认为人君应当至少做到敬天、明德慎罚、保民这三点。是故“敬德保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在养民”等民本警句大量出现在《诗》《书》《礼》《易》等古代文献中，构成了上古先贤对君民关系的早期认识与阐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随着西周“德”观念的形成，“天”的观念被赋予了更为深厚的理性色彩，“神”对政治法律的影响被逐步淡化。可见，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人本主义特征和“德”观念的形成促进了民本思想的成熟。推动民本思想走向成熟的动力并非思想家之论辩，而乃人民对暴政之反抗。尽管较为朦胧浅薄，但均出自现实朝代兴衰更替的直接体悟，尚未受到思潮流派之影响，是最质朴状态下民本思想的体现。

6、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本思想”早在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产生之初即已产生。《尚书•五子之歌》中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孟子•尽心》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尽管包含着统治者用民、御民的糟粕，但却是中国共产d“执政为民”理念的初心与本源。

7、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8、在先秦儒学思想的生成过程中，“诗”亦非可有可无的，而是发挥了经典力量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引诗诗文意义的开显方式来说，可分为诗文“转义式”与“释义式”。所谓“转义式”，是指诗文意义在先秦儒学思想情景(语境)中发生了转化，引用诗文的意义与诗文原义关联不大，甚至完全无关，从诗义变化程度来说，这种“转义式”可以说是“本质性”“剧烈的”；所谓“释义式”，是指引用诗文的意义从诗文中引出，或者是对诗文某个字词的进一步阐释，或者是某句诗文的重新阐释，从诗义变化程度来说，这种“释义式”可以说是“解释性”“渐进的”。另一方面是从先秦儒学思想世界的生成方式来说，可分为“断章取义”与“情境生义”。所谓“断章取义”，如何“断章”是前提，即如何选择引用诗文的篇章。从先秦儒学引诗叙事中，经常可以看到，诗文的同一篇同一章，或同一篇不同章，在不同处被引用，诗义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荀子》引诗叙事中，《大雅·抑》被引6次，分布在《不苟》《非十二子》《富国》《君道》《臣道》《致士》中；《曹风·鸤鸠》被引4次，分布在《劝学》《富国》《议兵》《君子》中。这说明先秦儒学诸子对于如何引诗，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一种理性运思的结果。所谓“情境生义”，是指通过思想情景的构造和设计，引用诗文的意义随之发生变化。这种“情景”既包括引诗者的价值取向与思想立场，也包括引诗者的身份、修养，还包括引诗发生的场合、背景等。在这种“情景”中，引诗者不再囿于诗文原义，而是依据思想情景或文本语境，重新阐发诗文的意义，由此引发或推论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

9、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28岁的苏轼调任京都判登闻鼓院，掌管受理“击鼓鸣冤”的官民申诉，接受章奏表疏，从六品。这期间，他更多地从民众申冤的状纸和案情中，体察到百姓冤屈，如切肤之痛。后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返回眉山守孝,“丁忧三年”，这期间接触了大量基层百姓贫困、劳役、疾病、冤案等真实情况。通过凤翔、京都两地案例审判等基层司法实践活动，以及开封至眉山等地坊间巡察，年轻的苏轼深深体会到农户不易，民众怨情、百姓呼声，入心入耳，感同身受，为他一生关注民生、为民请命、“割爱为民”奠定了思想和感情的基础。(民本思想的诗句)。

10、从孔老二在夹谷之会时，以礼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演员，就把蠕教钉在了邪教的耻辱柱上。

11、　　反映生活高度概括，抒发感情爱憎分明。诗人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表现了诗人鲜明的爱憎。

12、　　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代诗人，如元、白的新乐府，晚唐的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文天祥，直至清末的黄遵宪等都受到杜诗的影响。

13、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帝制逐渐走向衰弱，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官僚腐败，高度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限制皇权的宰相制度，删节并禁止了孟子有关的民本思想和赞美汤武革命的论述。但民本思想中非挑战皇权的、较为温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爱民思想则被大力弘扬。他主张使用民力，必有限度，提倡发展农业，注重养民。

14、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发轫于原始社会初期，渊源于夏、商、周三代，确立于春秋战国之际，至秦汉衰微，唐宋以实践行，明清发皇，近代以来又有康梁孙之发挥。在当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民本思想依旧能够以其理论之光辉指引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检察工作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抓手，在“以人民为中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公益诉讼、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等制度，充分继承和发扬民本思想，取得了积极成效。

15、历史发展之潮流，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对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d的十九大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命题的丰富内涵作出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充分说明了我们d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检察工作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抓手，在“以人民为中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检察机关在践行“为民服务”方面砥砺前行、成绩斐然。

16、同时，也提醒人们要注重健康，不要为了事业而牺牲身体健康。

17、关于经济上富民，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经济发展“三步曲”论述说明，孔子从不否认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并认为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是实施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的基础。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管子也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所以治国首先应该从经济上富民。

18、　　杜诗完善了多种诗歌体式。杜甫诗几乎每一种体式都有名篇，并且由于他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努力，使各种诗体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所发展，如乐府诗由过去多用古题写古事发展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七言古诗由过去的篇幅较短发展为长篇巨制；七律写得格律精严，对仗工稳，音调和谐，意境沉雄，使律诗得到长足的发展。绝句在杜诗中数量较少，但题材领域大为扩展；特别是《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的先例。

19、儒家不管是克已复礼，还是存天理、灭人欲，都是压抑人性的，只是越压抑越炽热，只许蠕家扒灰、三妻四妾，不许百姓男女之间说句话。

20、明末和清初的统治形成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新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反对一切皇帝，不仅讲民享，而且讲民权，成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导。然而，新民本思想在康乾盛世时则日趋暗淡，又恢复至旧民本的样式，影响了民本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跨越。当然，此间不得不提及的还有明末清初之大儒黄宗羲，他的《明夷待访录》上承孟子贵民之绝学，下启梁启超、孙中山民治之先河，逼近西方近代主权在民之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上一朵极为璀璨的奇葩。

21、　　杜甫忧国忧民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后世的爱国诗人(如文天样等)以及广大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22、民众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级政府机关乃至最高执政者反映自己受到的冤屈，是中国历代王朝都会发生的事情，如唐代的“录囚”“三复奏”“五复奏”，宋代的“击鼓申冤”等。而接受民众的信访，倾听百姓的冤屈和不公，并妥善予以处置，则是统治阶级贯彻民本思想的有效方式，汉代的赵广汉、黄霸，唐代的徐有功、狄仁杰，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因此，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涉法涉诉之来信来访，既是新时代检察机关的本职工作，也是检察机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23、　　高度凝炼与丰富多彩的语言。杜诗在语言运用上是极其成功的，杜诗语言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十六个字：慨括性强，精炼准确，丰富多彩，通俗自然。

24、　　歌咏自然景物，抒写亲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这些诗或感怀，或赠送，或咏物，或题画，或登临，或怀古，都写得沉郁情深，各具风采，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是诗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的一种表现。

25、在先秦儒学中出现大量引诗叙事，还有其学理上的依据。首先，先秦儒学确立自身的学派地位，需要“诗”这种经典力量的支撑。尽管其他先秦诸子及学派也存在引诗现象，但儒家引诗文献数量最多且呈现递进上升趋势，这与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是同步的，这说明“诗”已经成为先秦儒学维护学派地位、取得思想话语权的一种重要路径。至战国晚期的荀子时代，引诗叙事不仅是荀子批评其他非儒家学派的经典依据，还成为批评儒学内部各种学派、维系儒学正统的经典力量。其次，先秦儒学在思想创造过程中，也需要“诗”这种经典力量的支撑。引诗叙事与先秦儒学其他叙事方式不同，是通过引用诗文的某篇某章某几句，激发诗文中的问题意识，阐发诗文的意义世界，诗文也由此融入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诗文不再是周人的政治话语，引诗也不再是周人的政治活动，而是转换为先秦儒学的思想话语和思想活动，“诗”由周人“文明的经典”转换为先秦儒学“思想的经典”，此即“诗”这种经典“儒学化”的进路。最后，引诗叙事也推动了先秦儒学“经典化”的进程。在先秦儒学诗学传统中，“诗”不仅获得了“仁”的本质规定，而且引诗叙事触发了几乎先秦儒学所有的重要观念。《论语》中“诗”与“礼”、“诗”与“乐”、“诗”与“道”、“诗”与“孝”等，孔门后学简帛文献中“诗”与“慎独”、“诗”与“君道”等，《孟子》中“诗”与“仁”、“诗”与“孝”、“诗”与“仁政”、“诗”与“仁义”、“诗”与“民本”等，《荀子》中“诗”与“道”、“诗”与“儒”、“诗”与“君子”等。引诗叙事成为先秦儒学这一思想学派的经典规定性，成为支撑先秦儒学存续和传承的经典力量，“诗”确立了先秦儒学与众不同的哲学品位。

26、关于从政治上重民，在《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在位者从政治上重民主要表现在必须重视倾听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之语：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27、　　杜甫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

28、这句诗歌将职业健康与身体健康结合起来，强调了健康与幸福是人生最为重要的基础。

29、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也是“民本思想”的题中之义，新中国成立后，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也一直没有放松。但人民监督员制度则是2010年起在全国推行的一项制度创新，目的是让检察机关更好地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保障人民参与司法工作。2016年起，中央规定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履职经费等，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从而实现了“管用分离”的目标，确保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中立、客观和公正。2019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扩大了人民监督员的职责范围，将“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也全部纳入其中。在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指引下，最高检和司法部联合印发《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对监督层级以及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选任方式等予以完善，推动人民群众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促进了检察监督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我国检察工作中的创造性传承和升华。

30、　　杜甫的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这些诗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溢着诗人饱满的、始终如一的、爱国爱民的激情。从晚唐以来，杜诗就被誉为“诗史”。

31、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用于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知识和经验的结晶，对当代司法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为更好地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解”栏目，敬请关注。

32、　　寓主观倾向于客观叙事之中。诗人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在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之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如《石壕吏》，全诗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外，其余都是客观的白描，但诗人的强烈爱憎，对事件的主观评价，都在白描中有所流露。

33、2014年2月22日，在中央d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引用“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东坡《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希望领导干部要有判断和责任担当。

34、儒家提倡的道德，是说一套做一套，孔子就常常口是心非。表面装作淡泊名利，心里只有做官发财。

35、此后，王朝更替中的民众力量更加难以忽视，手段论意义上的重民、亲民、爱民、恤民，成为确保政权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正是在上古时代质朴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在不同时期各大思想流派相互激荡的影响下，经过不断地阐释、延伸而产生的与之相似又有所超越的思想体系。

36、东坡在黄州所作《前赤壁赋》中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上世纪80年代末，习近平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查处d政干部盖私房问题时，引用过东坡的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习近平著《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他以此强调干部不论职位大小，宗旨就是奉献，就是服务，要立足于理想，不要光图自己实惠，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37、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检察机关传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法律文化、铸造新时代检察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应当履行的重要职能。为履行好这一项职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20年7月起，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1月至11月)中，全国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均有提升，前者上升52%(共79087件)；后者上升36%(共26263件)，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面保障。

38、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时吸收民意、关注民生的重要方式，也是近两年检察工作的重要创新举措。1999年、2000年和2012年最高检分别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已失效)，《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已失效)和《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对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行政及刑事抗诉(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作出规定，强调此公开审查主要以听证会形式开展，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6年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举办6388起信访案件公开听证会，化解了一大批久诉不息的信访积案。

39、时隔一月，不见朝廷回音，已到夏日，扬州一带又逢瘟疫，顷刻蔓延，死人众多，官府吏卒仍催逼“积欠”。六月十六日，东坡写《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呈上，历数百姓大灾悲惨：“臣访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虽积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土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东坡痛恨官府不施仁政，“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他呼吁暂停催欠：“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至七月，终于得到皇帝同意：“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消息传来，扬州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东坡“不胜拳拳孤忠，昧死一言”，为民请命，近千年来，誉满江浙。

40、东坡一生言行中，坚守着体恤民情、敬畏民心、以民为本、割爱为民的理念。为民怨和民生，他挑战权力，代言民意，越级上书，直陈利弊，甚至不惜以“乱亡随之”来“耸动陛下”。因此，才有了民众自由选择、自动接受、自我传承和自发弘扬的东坡文化。

41、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渔翁》《溪居》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42、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时代与阶级局限，如，他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同情人民，也只是从儒家民本思想出发，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

43、“青苗法”本是为解决夏秋两收前青黄不接之时，州县民户为生存不得不借高利贷而形成的危难困境，百姓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助耕作，度过饥荒，夏秋收后，归还本息。但很快演变为地方官府强令放贷、加收高息的借口，百姓怨声载道。熙宁四年，34岁的苏轼，本是朝廷所在京都地方一名七品“推官”，主管开封府法院案件初审，但他为民疾呼，写近9000字的《上神宗皇帝书》：“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他向皇帝讲事实，摆法理：“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此理之必然，不可逭((huàn)逃避)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时隔一月，不见政令调整，他写近2000字的《再上皇帝书》“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进而向皇帝论危害，讲后果：“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臣非敢过为危论，以耸动陛下也。”他总结历史规律以引起皇帝重视：“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民生在系，民怨在心，年轻的苏轼对这次失民心、乱法纪、动朝纲的激烈变法，一再劝停，极力阻止，不遗余力，但恨不能力挽狂澜。苏轼遂自请外放，任七品杭州通判，到地方州府为百姓办实事。十四年后，神宗皇帝赵顼去世，人亡政息，变法以失败告终。

44、王权下坠，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民众对天的崇拜已经开始动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进一步发展，怀疑和否定天神的思潮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墨、法、杂家的代表人物都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对民本思想进行了阐述，促进了民本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儒家坚持民本和君本的统一性，主张“仁政”“德治”，大力宣扬为民谋利；道家从“法自然”的高度，反对战争，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无为政治；墨家主张在“天”面前，君主和民众是平等的，让有才能的人参政议政，珍惜民力等；法家则认为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才能达到至德的社会，强调君臣共同守法，在实行耕战的国策中实现民众的利益。民本理念在统治思想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一些民本思想的著名命题就出自各国统治者之口，《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多有记载，“以民为本”更是诸子百家之所共识。

45、尽管上古传说无从考证，但从口耳相传的反映原始部落生活状态的神话中和载有三皇五帝英勇传奇的故事里，可见民本思想之萌发。如，女娲舍身苦炼五色石补天以解救苍生；神农氏不望其报，将部落子民置于首位，亲尝百草为民治病；有巢氏观察鹰巢，带领百姓筑巢造屋、缝制衣物；燧人氏为了百姓更好地生活，反复实验，钻出火种后将方法无私地奉献给群众，无一不体现着浓重的民本思想。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的社会演进，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治政之世，尊重民意、倾听民声的传说亦不绝如缕。而《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文献中也以君主训诫或君臣论政的形式提及了诸多民本思想命题。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禅让制度”，则更为直观地反映了原始民主在制度层面上的传承，加深了部落首领的推举应以民意为基础的观念，原生质朴的民本思想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46、201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时，又引用东坡《范增论》中的一句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要求全d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d的肌体健康。

47、中国共产d近百年的发展史，就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把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作为执政理念的奋斗史。新时代赋予人民主体地位以全新的内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髓，研究和学习东坡民本思想的初心，牢记肩负民生发展的使命，有利于我们开创中国现代政治生活新气象，坚持人民群众实践主体地位，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48、从孔老二开始，就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后世更把科技斥为奇技淫巧，从社会地位和经济两方面对想搞科研的人精确打击。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时，只能跪地求饶，或者摆什么阴门阵、屎尿阵，丑态百出。

49、关于文化上教民，《群书治要·管子》中曾言：“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关于教育的目的和核心，《礼记·学记》中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即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同时具备“君”“亲”“师”三个职能。这意味着在位者不仅仅要管理率领民众，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般关爱民众。除此之外，还要教导民众做人的道理。这些才是真正的利人之道。

50、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离开颖州，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军州事。元祐四年，蔡京就任扬州知府时，曾效仿洛阳牡丹万花会，首办扬州芍药万花会，俨然一大政绩。南宋词人刘克庄在《贺新郎·客赠芍药》一词中曾描绘扬州的芍药花会：“一梦扬州事。画堂深、金瓶万朵，元戎高会。座上祥云层层起，不减洛中姚魏。”蔡京离开扬州后，高升户部尚书，后官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此时风头正劲。后任王存知扬州，于元祐六年四月继续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元祐七年东坡到任，王存调离扬州，召为吏部尚书，复出知大名府。东坡也是爱花人，对扬州芍药早有赞美诗句。他的《赵昌四季芍药》流传甚广：“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东坡到任时，扬州通判晁补之正筹备循旧例举办本年度的“万花会”。苏轼广行田野，察访民情，得知官府的陈年积欠逼得百姓苦不堪言，最为痛恨之事首为芍药“万花会”，劳民伤财，衙吏作奸。他在《东坡志林》中记载：“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千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东坡甚至不惜连洛阳的事情也一并声讨：“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敬重恩师，但担心取消了蔡相创办的一年一度“万花会”，京都责难，百姓不解。苏轼专写一文《以乐害民》，痛责“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的行为，解释取消“万花会”的原因，扬州百姓欢天喜地。事后，苏轼还向好友王定国致信畅表心声:“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东坡十分畅快地说道：“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张邦基《墨庄漫录》)当然，东坡“免造业”之举得罪蔡京，为后来遭一贬再贬，留下祸根。

51、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迫打开，传统民本思想在接受了欧风美雨之洗礼后，亦呈现出弃绝尊君思想，提倡民权、接近民主的趋向。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大力阐述“博爱平等”思想，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借鉴卢梭“天赋人权”的理念，得出了“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结论。梁启超则着重宣扬“人民为政”、提倡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猛烈的批判，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广泛传播。他在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世相演”说，并提出了国民为一体，民无国亡的论断，号召公民树立权利义务观念，积极掌握主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本思想代表是孙中山，他所提出的理论学说和制定的革命纲领，既是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化，也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现代化。他的“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理论，以及“权能分立说”和《建国方略》，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反映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充分发挥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效用。

52、《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齐景公曾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回答说：首先要明确教义和政令，并且自己率先履行；对待人民不用苛政，而以刑罚来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自己一定不能违反，这样，人们才会服从其教诲。所以，教民要求领导者和教育者首先接受教育。古代四书五经等经典都是针对领导者的教诲。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如果为官者认为需要教化的是百姓，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结果势必会导致“言教者讼”，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53、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走田间，登渔船，进农舍，在三亚亚龙湾玫瑰谷考察时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黄晓华：《美丽篇章藉春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纪实》，《海南日报》2013年4月13日)；他谆谆叮嘱海南领导干部：“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根本一条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正所谓‘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事关d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要求，我们要牢记在心，落实在行。”(黄晓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讲话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寄厚望》，《海南日报》2013年4月14日)总书记引用的这句古文，是苏东坡在任翰林学士知礼部贡举时所写的《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中提出来的，表达了他与民同忧共患、敢于担当责任的理念与情怀。

54、海南爱心扶贫网网址：www.hainanfp.com

55、苏轼入朝不久，即逢王安石变法，以支持与反对为营，d争甚烈。双方关于改革的初衷与目的大致相同，充实财政，富国强兵，但在改革的路径、方案与步骤上分歧严重。如“青苗法”和“保马法”等，缺乏充分论证，不考虑各地和各类农户的实际情况，急于求成，犯了“一刀切”的错误，中下层官僚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百姓利益严重受损，甚至雪上加霜，“变法”变为苛政。

56、整体上看，民本思想发轫于原始社会时期，渊源于夏、商、周三代，确立于春秋战国之际，至秦汉衰微，唐宋予以发扬光大，明清之后变异转型。

57、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24周岁的苏轼出任凤翔府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即“签判”，协助司法长官“掌助理郡政,总领诸案文移”，是一名管理司法文书的“从八品上”低级官僚。

58、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59、从孔老二开始，就游手好闲，鄙视生产。背后骂想学农耕的学生为小人。自己贪图享受，还骂劳动人民为小人。

60、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本思想为主体框架构筑的庞大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华帝制的基本政治原理，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61、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先秦儒学对周文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们是对周文的创造性转化，也在于周人的“诗”“书”“礼”“乐”等孕育培养了先秦儒学的问题意识。无疑，春秋中晚期，“诗”在周人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提升，与“礼坏乐崩”日益加剧恰恰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为先秦儒学从“诗”中汲取思想营养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准备。“诗”中承载的古典生活经验、圣贤行谊与事迹，为先秦儒学提供了思想源泉；“诗”中呈现的“仁”“义”“道”“德”“礼”“乐”“心”“君子”等观念，则为先秦儒学“哲学的突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先秦儒学所谓“哲学的突破”，是对这些“本源问题”的理论提升，是对古典生活、圣贤典范的重新阐释，是对这些观念形态的思想创造。这也是先秦儒学大量论诗引诗，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先秦儒学诗学传统的原因所在。

62、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63、二千多年来，无数学子把最好的年华浪费在了摇头晃脑背诵儒家书籍上，除了学会当个忠实的皇权走狗，于国于民，百无一用。腹有诗书千万卷，并无一字关民生。

64、哲宗元丰八年(1085年)东坡刚从黄州贬谪阴影中出来，以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到任仅5天时间，即奉旨调回京都，出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

65、与《孟子》相比，《荀子》引诗多达83条，引用诗文几乎都置于引诗叙事的最后，采取的都是“诗曰”+“此之谓也”的引诗方式，这种引诗方式使荀子引诗叙事的思维进程呈现出与孟子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第从引诗叙事的形式结构来说，引用诗文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不是那种向上“提升”或向内“纵深”的逻辑关系，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也是一种平等并列的关系。以“此之谓也”结尾，引用诗文的作用更为突出和彰显，这与荀子第一次明确解“诗”为“经”、释“诗”为“道”是一致的，与荀子在先秦儒学诗学传统与汉代儒学诗学传统之间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也是一致的。第从引诗叙事的义理结构来说，引用诗文虽然处于引诗叙事的最后，但它并非脱离了引诗叙事的其他部分。进一步说，引诗叙事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义理，是相互发明、相互参证的平等关系，每个部分都是对引诗叙事中儒学观念的证成，“此之谓也”只不过是儒学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这种引诗方式与荀子儒学的规范性、秩序性的思想特点“若合符节”。

66、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67、“民本”是中国古代固有的“民惟邦本”思想命题的缩写，“民本”二字首次出现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现代学术界用其概括中国古代与这类命题相关的一套政治法律思想。

68、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

69、综上所述，“诗”作为一种经典力量，在先秦儒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引诗叙事来说，它推动了“诗”这种经典的“儒学化”与先秦儒学“经典化”的进程。引诗叙事是先秦儒学的一种经典叙事与话语方式，对于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研究先秦儒学的引诗叙事，是还原先秦儒学的原始生命、昭示先秦儒学的诗性智慧、彰显先秦儒学的中国哲学特质的重要路径。

70、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11月14日第3版

71、引诗叙事中不同的引诗方式，也体现出不同时期儒家学者不同的思维进程和不同的思想风格。《孟子》引诗37条，其中绝大部分采取一种释义方式，这种引诗方式使孟子引诗叙事的思维进程有两种独特的话语标识。一种话语标识是引用诗文之后，出现了“故”“谓”或与此相近的“连接词”，包括“是以”“所以”“之谓”“孔子曰”“盖曰”等，这种连接词在引诗叙事思维进程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从诗文向释义来说，连接词使诗文不再囿于诗文原义，而是开显了更多可能的意义向度；从释义对诗文来说，连接词拓展了诗文的意义空间，或者是向上“提升”，或者是向内“纵深”。另一种话语标识是从引用诗文延伸出来的“核心词”，即引用诗文或前或后的文本中，出现了与诗文完全相同的字词，这种核心词在引诗叙事思维进程中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从引用诗文来说，核心词使诗文不再是外在于引诗叙事，而是作为其思维进程的逻辑起点，融入了引诗叙事的思想世界；核心词使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不仅是一种义理结构，也拥有诗文的经典力量，不仅是一种理性运思的思维进程，也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生命活动。

72、柳宗元的作品类型有什么_柳宗元的文学作品_柳宗元有哪些作品

73、东坡到任扬州，只身私访，“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百姓诉苦：“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两浙等地百姓为历年“拖欠”官府债务，被追缴催欠，民不聊生，冤死无数。五月十六日，东坡上书近5000字《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直言不讳：痛陈朝廷执政八年“而帑廪((tǎnglǐn)国库与粮仓)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他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痛斥催欠的官吏为“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表达了东坡对弊政的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