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诗歌特点

1、韩愈诗歌特点举例

(1)、他的咏史诗往往用鲜明的形象或选取细小的情节表达主题。

(2)、诗歌虽然与散文同样具有记游、叙事和议论的功能，但二者的目的和表现原理有本质的区别。散文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说清事态、过程和道理，使人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成清晰的概念，即便文笔优美甚至富有诗意，贯穿于文中的主要是理性思辨的逻辑。诗歌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表达感受、情绪或引起想象，不需要连贯的理性逻辑，贯穿于诗中的是可以跳跃的感情逻辑。“诗歌的艺术性就在于能充分地发挥语言的创造性来突破概念，获得最新鲜、最丰富的感受”，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无论韩愈的诗篇多么近似散文，只要把握了以上基本的分界，就不能说他“于诗本无所解”。

(3)、以文为诗。其章法上，既有散文的自由，又不失诗歌的意蕴。如《山石》以山水游记散文的形式结构全篇，流畅而奇崛，自然而具匠心。其句法上，突破传统五言诗上二下三型节奏而为一七言诗上四下三型节奏而为三四。如“乃一龙一猪”“子去矣时若发机”，显示出新颖、生僻、怪奇的特征。其以议论为诗，表述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如《山石》“嗟哉吾d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简洁洒脱，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因此，叶燮《原诗》称“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

(4)、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府法门寺真身塔中将所谓的释迦文佛的一节指骨迎入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要官民敬香礼拜。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看到这种信佛行为，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阻止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

(5)、由以上歧见可以看出，争议的实质分两个层面：一是韩愈究竟是否以文为诗，不赞成“以文为诗”之说者以明人为多见；二是认为韩愈是以文为诗者，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其“以文为诗”是不懂诗，混淆诗文之辨；一派认为以古文笔法作诗正是韩愈所长。

(6)、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人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7)、例如《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记述一位清贫正直的少府，前面大半篇连举四个事例赞美其为人，各用不同的场景来表现：一是自己与崔少府新做邻居，不断为衣食向对方求助，直到知道崔家比自己更艰难，才在失落中感到自责。其中“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墙闻欢呼，众口极鹅雁”四句写诗人隔墙听到崔家断粮一日后才得米的欢呼声，与自己“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的心理活动之间，形成一个对照，尤为生动。二是以最小的孩子为典型，描写崔家诸儿忍饥受冻苦读不倦的场景：“娇儿好眉眼，袴脚冻两骭。捧书随诸兄，累累两角丱。冬惟茹寒齑，秋始识瓜瓣。问之不言饥，饫若厌刍豢。”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清秀可爱的苦孩子的形象。两个场景直接相接，毫无过渡，然而因角度不同，前者是隔墙闻声，后者是人物特写，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叙述段落；而且在前后相接的两个场景对照之下，崔家从大人到小孩都能安贫乐道的难能可贵更触动人心。三是对崔少府的印象速写：其人久享才名，却安于下位，“白头趋走里，闭口绝谤讪”，则此人之谨言慎行和忍辱负重又不难想见。四是撮述崔少府被府公推荐为摄伊阳县令后的来信：“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下言人吏稀，惟足彪与虥。又言致猪鹿，此语乃善幻。”“上言”“下言”“又言”三层，以汉乐府陈述书信内容的排比句式，道出这位署理县令所在地方的穷困，又从崔少府为人的诙谐中见出其如此不幸仍能乐观豁达的性格。四个事例以四种不同的场景呈现，诗人没有一句感想和评论，只是在各场景的衔接和比照中自然留下联想的空白，不但借崔少府映带出自己同病相怜的命运，而且令读者对唐代“卑官”境遇之困顿，用人制度之不公产生无穷不平和感慨。因而此诗绝不仅仅是一篇刻画人物的传记，而是一首寒士不遇的哀歌。

(8)、人们为感念韩愈，将本地山河改名为韩山、韩江。

(9)、“韩柳文章李杜诗”，韩愈排在第作为百代文宗，他的作品流传千古，“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他的思想千载相传。他著文，力挽狂澜，激活儒学；从政，心系百姓，不惧生死；为师，有教无类，道济天下。

(10)、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

(11)、吕惠卿：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黄庭坚：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12)、公元前339年正月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13)、《行次西郊一百韵》是李商隐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代表作。诗以长安附近一个破落村庄为背景，描写了甘露之变后民不聊生的情景，并追述了唐朝百余年来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从对比中，探索危机的根源的政治出路。

(14)、然而，作为唐人，怎么能不会写诗，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韩愈的优秀诗作。

(15)、宋以后认为韩愈不懂诗者，有明代诗论家王世贞，也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卷四)许学夷曾指出韩愈有几篇五古“皆以文为诗，实开宋人门户”。(《诗源辨体》卷二四)但是明人虽然不乏批评韩诗者，却又有不少人不赞成“以文为诗”之说。如李东阳说：“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麓堂诗话》)对于“以文为诗”之说不以为然，但承认杜甫和韩愈各自对诗和文有其偏精独诣之处。胡震亨认为“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而且因“储才独富”，“遂致丛杂难观”，“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过”。也就是说，韩愈虽因才力富赡造成丛杂之病，缺少韵致，但他所负的是“诗力”，所以认为其诗类似押韵之文的说法太过分。陆时雍也说：“韩昌黎伯，诗中常有文情，知其所长在此。”(《诗镜总论》)认为韩愈只是诗中有文情，而且是其长处所在。钟惺还称赞韩愈“诗文出一手，彼此犹不相袭，真持世特识也”，指出韩愈的诗和文能做到彼此不相承袭，那就是说韩愈不但不是以文为诗，而且对诗与文的不同了然于心。明代诗论以崇尚盛唐为主，强调诗以自然妙悟为上，对于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探讨均较前人深入，以他们的标准论诗，尚且有多人不认为韩愈不懂诗，而且不认可“以文为诗”之说，这一现象是值得玩味的。

(16)、另外，这首诗还具有启发人们发现美、积极向上的作用。这首诗除了叫《初春小雨》外，还有另一个名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当时56岁的韩愈，准备邀请诗人张籍一同出游。张籍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写了这首诗，想要以早春景色之美，来激发张籍的游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韩愈希望张籍不要宅在家中，而是去积极发现大自然的美，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17)、其实以上界定标准也有相当大的模糊性。首先，无节奏散句的使用看来似乎是散文的主要特点，但是早期乐府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形成和进化过程中，都存在大量尚未节奏化的散文句。韩愈早年为探索诗歌复古之道，有意追寻秦汉时期的体式，一些在乐府和五七言诗节奏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的句式也被他当作古意仿效，所以他所运用的散句句型，几乎都可在汉诗中找到先例，《嗟哉董生行》只是比较典型而已。也就是说，韩愈所用的散文句法，其实原本来自汉乐府和古诗，张谦宜指出《嗟哉董生行》“实是乐府长短句”(《茧斋诗谈》卷五)，倒是看出了其来源。其次，记游和叙事，固然在散文中各有其体，但诗歌本来也有同样的功能。至于诗能否议论，清人已经有过不少争议，也基本上得出了结论，大抵以沈德潜的说法最为公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卷下)因此，考察韩愈是否以文为诗，仅仅从“记体”和“议体”及使用散句去看，是无法触及本质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同样是叙事、记游和议论，诗歌和散文的表现方式及其原理有何本质的不同？

(18)、意义：突破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转为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心情感和艺术创造力，从而把握了诗歌的本质。 

(19)、那这一时期除了诗歌之外，在散文上的成就同样令人惊叹，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高，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回归到生活的本真，不再只注重于文章的形式，更多的是内容，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韩愈和柳宗元入选了“唐宋八大家”，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

(20)、到达潮州后，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驱鳄除害、关注农桑、解放奴隶、兴办教育等，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

2、韩愈诗歌特点和写诗风格是什么

(1)、所以韩愈就选择了求奇求怪这种创作的风格，进行了独特奇异的境界追求，描绘了许多世间的怪意奇象，凸显诗韵的雄大气势，韩愈选择写这种怪诗，实在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力。

(2)、气豪势猛，“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司空图)。如《忽忽》一首写人生幻变，“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把原本流于消极的哀愁情绪写得雄壮悲怆，力度狠重。 

(3)、韩愈的长篇五古以“记体”为主，基本上承袭了杜甫的创作方法，但又进一步扩展了以散句为主的五古结构，除了少数作品穿插偶句或故意用全偶句以外，多数篇章全用散句连贯到底。而他在节奏处理上的创新，最突出地体现在两方面：

(4)、白居易：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

(5)、《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愤激之情。

(6)、韩愈天生就有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物、景物、情感的追求，并且他一再提倡的“养气”之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的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7)、陈沆：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者也。……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

(8)、张戒：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故，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9)、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

(10)、此诗虽追步杜甫，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得杜甫七律之神，但又有新创，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

(11)、不平则鸣。一方面，认为诗歌源于内心有感而发，且更倾向于“感激怨怼”的情绪，所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另一方面，重视“郁于中而泄于外”，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12)、韩愈在揭露现实矛盾与追求神韵的诗作风格上极有建树，但真正能代表其诗文成就的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的诗作，这可能与韩愈本人的性格特征有关。

(13)、五言诗从形成之时起，就具有叙述和议论的功能。从汉乐府到西晋前期，产生过不少叙事体。直到盛唐时期，大量咏怀类诗中的议论也不可胜数。而以五言诗记游，则早在西晋行役诗中出现，到刘宋时期谢灵运开创山水记游诗以后，便成为记述长距离游览过程的主要体裁，此后随着山水诗在南朝和初盛唐的兴盛而逐渐形成传统。五言诗虽已具备以上功能，却从未被视为“以文为诗”，这应与汉魏以后五言趋向于骈俪化的趋势有关，由于对偶性节奏本身能保证诗歌语言所必需的跳跃性，俪偶向来被视为诗赋最明显的特征。而韩愈诗歌中的“记体”和“议体”全用散句，而且多为长篇，从语言形式上看比偶句为主的五言更近似散文，这就容易被视为押韵之文。

(14)、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足己患不学，既学患不行。——韩愈

(15)、第在创作中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歌。韩愈试图改变在唐代已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整的诗歌外在形式，摒除骈句，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变化多端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错落之美。像《忽忽》诗采用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句法，却又给人以一种诗的意味。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字，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将“或”、“若”这样的散文字眼应用到诗歌的创作中，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韩诗中还有意识地运用了大量古文虚词，如《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读起来让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

(16)、辛文房：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

(17)、以远看似有，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

(18)、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

(19)、 (22古代一轮复习)正始之音与阮籍、嵇康

(20)、胡仔：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臂之樊候冠佩，微露粗疏。

3、韩愈诗歌特点论文

(1)、宋人所说“以文为诗”的现象其实在中唐不少诗人作品中普遍存在，但在古今诗歌评论中，常被视为韩愈独有的特色。然而究竟什么是“以文为诗”，古人并无明确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末，程千帆先生从诗文的体格特点和以议论入诗两方面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解答，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过的最简明切实的论述。本文希望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是：既然韩愈是“为诗”，必然要符合诗的特质；是诗而又“以文”，那么诗与文在本质特征和表现原理上有何差异？以古文“文法”融入诗歌节律的看法是否符合韩愈的创作用心？所以拟从“以文为诗”这一说法的界定入手，分析韩愈的长篇古诗如何处理诗的韵律节奏及其与“文”之关系，藉以考察将“以文为诗”之说用于评价诗歌的利弊得失。

(2)、后人称颂韩愈“不虚南渡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说他的到来，是“天要潮人识孟轲”“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而他走后，“幼童能诵鳄鱼文”。

(3)、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五十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两年后又遭此难，情绪十分低落，满心委曲、愤慨、悲伤。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所以他写下这首诗。 

(4)、高棅：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

(5)、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

(6)、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7)、高棅：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崭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

(8)、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

(9)、第以议论直言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将明白如话的议论糅入诗歌。如清顾嗣立评《谢自然诗》云：“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 原道》、《佛骨表》之亚也。” 程学洵《韩诗臆说》也评此诗曰：“韩集中惟此及《丰陵行》等篇,皆涉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可置不读。篇末直与《原道》中一样说话,在诗体中为落言诠矣。”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评《石鼓歌》云:“如许长篇，不明章法，妙处殊难领会。首段叙石鼓来历，次段写石鼓正面,三段从空中著笔作波澜，四段以感慨结。妙处全在三段凌空议论，无此即嫌平直,古诗章法通古文，观此益信。” 方东树也评此诗曰：“一段来历，一段写字，一段叙初年己事，抵一篇传记。夹叙夹议，容易解。”韩愈以议论入诗这一点对宋代诗歌影响最大。严羽《沧浪诗话》指责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宋人即直接承袭韩愈的艺术风格而来。

(10)、全篇中绝妙佳句便是那“草色遥看近却无”了。

(11)、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争议中还有一种力图以持平的态度看待“以文为诗”说的中间论调。如宋人陈善《扪虱新话》：“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此说并未肯定以文为诗说，而是认为诗中可以有文。陈沆说：“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者也。”“近文之诗”之说与陆时雍所说“诗中常有文情”是一致的。

(12)、惠洪：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13)、至于其五古中“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古风》)这样的散文句，以及少数违背二三节奏的句式，如“在纺织耕耘”(《谢自然诗》)，“徒展转在床”“淮之水舒舒”(《此日足可惜》)，“失生平好乐”(《答柳柳州食蛤蟆》)等一四节奏或三二节奏句，在早期五言诗生成过程中也常常夹杂在二三节奏的主导节奏中。韩愈的五古中偶尔出现这类散文句式，也与他有意追求汉诗的古意有关。

(14)、王祎：考之唐宋，论文章则韩文公、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论政事则陆宣公(陆贽)、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

(15)、此诗为朋友间赠答之作。一个久雨之后轻阴转晴的傍晚，曲江涨起了新碧，绿树如洗，万紫千红，临风吐艳。兴致勃勃的韩愈，邀约张籍、白居易同游曲江。可惜白居易因雨后泥泞未去。游罢归来，韩愈写了这首诗，寄给白居易。

(16)、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17)、那这首诗开篇就营造出了一种细腻的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现在正是春天，那街上细雨绵绵，落下来的春雨润滑如酥。后一句就写得更为有趣，站在这个地方远远地看上去，那地面上草已经是郁郁葱葱，可是走到近前再仔细察看，原来地面上的草根本看不到。韩愈在这两句中，着力于表现春天的特点，用“雨”和“草”来呈现不一样的春色美景。

(18)、早晨我把一封谏书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州。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终南山，家又在哪里？立马蓝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我知你远道而来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在潮州瘴气弥漫的江流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19)、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

(20)、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伦理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文学成就

4、韩愈诗歌特点及影响

(1)、蔡启：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

(2)、又如另一首长篇五古《谢自然诗》因“叙论直致”也被视为“有韵之文”。此诗前半首记叙谢自然白日升天的异闻，看来只是从头到尾如实道来。但细观之，开头概述谢自然自童年时起就追慕神仙，“童騃无所识”“轻生学其术”“父母慈爱捐”“凝心感魑魅”等句就已经为此事的虚妄定下调子。接着以两个场景前后相接，前者重点在渲染其升天前的神秘气氛：“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不妨以这段描写和《墉城集仙录》的相关记载相对照：“(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白帖》所记与此相同。而韩愈则将升天的场景置于一间空室之内，风云忽起和白日变暗的景象不过是屋外变天的夸张，“五色光”在“檐楹”间明灭，并非“遮亘一川”，“笙竽”之乐也是“如聆”而没有“散漫”。可见这段描写看似“直致”，却有意突出了场景本身的恍惚和可疑，其言外之意不难想见。紧接其后的场景是观众的反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茫茫八纮大，影响无由缘。里胥上其事，郡守惊且叹。驱车领官吏，甿俗争相先。入门无所见，冠履如蜕蝉，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传。”“咸共瞻仰”的“数千士女”在韩愈笔下都成了吓得只敢远看的观者，仿佛人人都目睹了谢自然的轻举，其实却只见烟随风散，天路茫茫。可见诗人不着痕迹地将飞升的场景写得云里雾里，似有若无，与吏民们争相传告此事的轰动景象形成对照，便自然见出世人的愚昧无知，这正是后接场景中的又一层言外之意。

(3)、王世贞：韩公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而间有未脱蹊径者，在欲求胜古而不能胜之，舍而就巳而未尽舍耳。奏疏爽切动人，然论事不及晁(晁错)、贾(贾谊)，谈理不及衡(张衡)、向(刘向)。与人书最佳，多得子长(司马迁)遗意，而至于有所干请于人，则词漫而气亦屈。记序或浓或淡，在意合与不合之际，终亦不落节也。第所谓原者，仅一《原道》，而所谓辨者，仅一《讳辨》，其巳不作可也。盖公于六经之学甚浅，而于佛氏之书更卤莾，以故有所著释，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弹射，亦不能多中的，谓之文士，则西京而下故当以牛耳归之。

(4)、叶燮：①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96)  ②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③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辄摇唇鼓舌矣。

(5)、陈沆：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者也。……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

(6)、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长，但此时心情很好。此前不久，镇州(今河北正定)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非常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任上调为吏部侍郎。在文学方面，他早已声名大振。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中，他也卓有建树。因此，虽然年近花甲，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而是兴味盎然地迎接春天。

(7)、韩愈是唐代最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之一。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论，至今仍适用。

(8)、赏析：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

(9)、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10)、有的写刻骨相思，有的写执着追求，有的写失恋……表现出那个朝代士大夫爱情生活的一些特点和弱点。

(11)、至于韩愈七古中“散文化”的句法和字法，常为人举例的是一些运用古文虚词构成的散文句，如《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来此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谁氏子》“知者尽知其妄矣”“不从而诛未晚耳”，《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以下简称《陆浑山火》)“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等等。还有打破七言句上四下三的节奏规则，如《送区弘南归》“落以斧引以纆徽”“嗟我道不能自肥”，《陆浑山火》“命黑螭侦焚其元”“溺厥邑囚之昆仑”等等。其实这类句法和文法也都来自早期七言。

(12)、唐代诗人韩愈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传世名作，其中有大部分都是怪异风格的诗，诗句都是奇奇怪怪的，充满了许多生僻的字眼，让人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有些让人无法顺利通读全诗，韩愈要写这种风格的怪诗，分析得出有其中以下几种原因。

(13)、韩愈究竟是否“以文为诗”，不但在历代诗评中存在极大争议，而且界定标准也极为模糊。通过分析前人所举韩诗“记体”和“议体”的代表作，可以看出韩愈长篇五七言古诗都加大了以散句连属的长度和密度，意在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叙述和议论的功能。虽然某些长篇因节奏处理的难度增加而导致近似散文的印象，但始终能以抒情节奏为主导，并未以散文的概念和逻辑来取代诗歌应有的情绪、感受和言外之意。何况韩诗中所有“散文化”的句法都可以追溯到早期汉诗和杜诗，可见产生这种创作现象的根源还是在韩愈对于古诗表现潜能的探底式尝试。因而如以古文“文法”解读韩诗，无论褒贬如何，均难切合韩愈的创作用心。

(14)、许学夷：①唐人之诗，皆由于悟入，得于造诣。若退之五七言古，虽奇险豪纵，快心露骨，实自才力强大得之，固不假悟入，亦不假造诣也。然详而论之，五言最工，而七言稍逊。②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险，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无扭捏牵率之态。

(15)、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

(16)、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17)、钱良择：唐自李杜崛起，尽翻六朝窠臼，文章能事已尽，无可变化矣。昌黎生其后，乃尽废前人之法，而创为奇辟拙拗之语，遂开千古未有之面目。

(18)、“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韩愈《春雪》)。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19)、最后两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则是韩愈认为春天里最美的景色，就是这早春时的小雨和小草。它们要远远胜于烟柳满城时的晚春景色。在描写春天的诗歌作品中，和韩愈一样写早春之景的少之又少，反而晚春较多。所以韩愈这首诗，取早春景色来歌咏，可见其别出心裁的一面。

(20)、揭穿了礼遇表象下隐藏的不遇的实质，感慨自己生逢乱世更无出路。

5、韩愈的诗歌特点以文为诗

(1)、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可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

(2)、罗贯中：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然终不能移宪宗之惑者，盖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祸为言也。岂不惜哉。

(3)、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但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民不聊生，内外交困，直到逐渐恢复发展，才成就了“中兴”时代。韩愈的诗词和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韩愈针对当时盛行的骈体文之文风，提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他坚持以文载道，提倡在复古的基础上创新。他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以及“不平则鸣”等文学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一生创作了传世文章近四百篇，包括杂著、书启、赠序、哀辞、碑志等多种文学体裁。

(4)、孙承恩：道丧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发挥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经。北斗泰山，百世尔承。

(5)、宋代赞同黄庭坚之说的论者，大都对韩诗评价不高。如陈师道在引述黄庭坚语之时，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认为韩愈根本不懂诗，只是以才气取胜。惠洪《冷斋夜话》记述了当时几位名家的争论：“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近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于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决。”四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韩诗只是押韵之文，不是诗；一派认为诗正应该这么做，而惠洪则说：“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卷三)从自然和用典两方面充分肯定了韩诗。宋人评韩，正如张戒所说：“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岁寒堂诗话》卷上)显然，批评韩愈不懂诗者，就是认为他以文为诗，混淆了诗文的界限。

(6)、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7)、四三节奏的七言句最早起源于汉代的应用文体，在诗化之前，即有单句独立成行的特点。最早先秦的七言谣谚《成相辞》中就夹杂着少数带有虚词的散文句式，如“一而不贰为圣人”“托于成相以喻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七言韵文《为吏之道》中也有“民将望表以戾真”“民心将移乃难亲”“百姓榣(摇)贰乃难请”等同类句型。戴良的《失父零丁》、马融《长笛赋》篇末系辞等等汉代七言韵文中都杂有不同的散文句，上三下四的七言句也是其中一类，这些都是早期七言体在提炼节奏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在南北朝七古的发展中仍有遗存。韩愈以诗歌复古的途径之一便是效法秦汉古诗体式，甚至用当代语言激活长期被废弃不用的多种古诗体式和句式，在以七言为主导的长篇中夹杂少量散文句式正是取法于早期七言常见的形态。同样，他的《射训狐》全篇采用早期七言尚未诗化时的散句，其中“那暇更护鸡窠雏”“斗柄行拄西南隅”等几句第四字与第七字押韵，都是西汉七言特有的现象。《陆浑山火》连用四句七言罗列水陆空中鱼类禽类和兽类的名称：“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也是对汉代《凡将篇》《急就篇》这类字书式七言句的活用。可见这类句法和字法真正的来源是早期七言体，而非散文。此外，某些句式的运用还与韩愈有意探索古诗的声情效果有关，如《谁氏子》结尾的议论：“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圣君贤相安可欺，干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不从而诛未晚耳。”一半为早期七言式的散文句，但活脱是长辈板起面孔教训晚辈的口气，正适合全诗力斥士子迷信神仙的主旨。《寄卢仝》的“破屋数间而已矣”，以散文式感叹语气强调卢仝穷得只有几间破屋，反而能够表达出平常语调难以言传的感觉。何况这类句子在韩诗中数量并不多，其音节均服从于四三节奏的主导，决不会因此而导致全诗的散文化。

(8)、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9)、李商隐的这一类型的诗数量多，质量也很高。往往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讽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曲折地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

(10)、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11)、韩愈有一首哭女之作，题为《去岁自刑部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题驿梁》。

(12)、宋代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愈莫过于此。

(13)、此诗是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故称“张十八”。大约韩愈约张籍游春，张籍因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作这首诗寄赠，极言早春景色之美，希望触发张籍的游兴。

(14)、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

(15)、早期七言只是一种单句成行、句句押韵的应用文体，本来也和五言一样具有叙述的潜质。但在汉末进入乐府以后便主要用于抒情，至刘宋又产生了双句押韵的变化，此后从南北朝到盛唐，诗行结构发展成以双句对偶为主，成为最适宜抒情的一种体裁。因而七言在诗化之后，便从无叙述的先例。但杜甫的某些非歌行题长篇七古则追溯到早期七古单句成行的特点，以散句为主联缀成篇，这就使这类七古与双句对偶为主的歌行明显区别开来，具有了近似五古的节奏推进方式。同时他还在歌行中区分了“歌”诗和“行”诗的体调，“行”诗一般是以波澜不惊、连绵起伏的节奏平稳推进，规行矩步，层层绾合，段意转换平顺。杜甫在强调这种特征的同时，又从中推究出“行”诗适宜于叙述的原理，并使之成为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的重要体裁。于是一些七言“行”诗和非歌行题的七言古诗也具备了记游、叙述和议论的功能。

(16)、韩愈的诗力求新奇，极重气势，想象丰富，不但题材广阔，而且内容上也能真实地反映唐代中期社会面貌，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怀，对当时和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诸如《龊龊》等诗，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种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大有夺人之势。还有一部分诗作，以清新、富于神韵的特点为主，近似盛唐时期的诗风。“以文为诗”是韩诗的一大特色，他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能力，扩大了诗的情感领域。

(17)、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8)、乾隆帝：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其生平论诗专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诚欲效其震荡乾坤，陵暴万类，而后得尽吐其奇杰之气。其视清微淡远，雅咏温恭，殊不足以尽吾才，然偶一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

(19)、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20)、恰逢春天到来，初降小雨，韩愈想邀请好友张籍一同春游，可是张籍却以年迈推辞，韩愈就写了这首诗，把春雨后的皇城写的美如画，以此来“引诱”他出来游玩。

(1)、韩愈的功绩，无论是在潮州，还是日后的袁州，都未曾被百姓遗忘，千载思念。

(2)、欧阳修：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余尝与圣俞(梅尧臣)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3)、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力倡以反映民间疾苦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以浅险平易的语言和乐府精神为其艺术追求，代表了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总体方向。

(4)、物有不平则鸣，胸有郁气当出却难舒——韩愈《送孟东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