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昵称规则预设词原耽

1、104 参阅(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成北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19 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甚至认为，生殖器性欲被无限推崇，乃是本能受到劳动的严重压抑所致。无限推崇生殖器性欲的结果是:性欲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器官上，最终，让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身体部分非性欲化。但“这个过程导致的肉体非性欲化结果对社会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力比多就集中到了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其他部位则可以自由地用作劳动工具。于是力比多不仅在时间上减少了，而且在空间上也缩小了”。((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而以诗弥补力比多受损，正是诗作为拯救性教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参阅(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152页)

3、189 参阅敬文东《李洱诗学问题》(下)，《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4、80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185 参阅《孟子·告子上》。

6、68 参阅赵小琪《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欧阳文风《通向感悟:梁宗岱对西方纯诗理论的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7、90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92AlanAnsen，TheTableTalkofW.H.Auden，ed.NicholasJenkins,OntarioReviewPress，1990,p.1

8、175 参阅(美)M.斯洛特(MichaelSlote):《阴—阳与心》，牛纪凤译，《世界哲学》2017年第6期。

9、136参阅(德)格罗塞(ErnstGrosse)《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4~213页。 

10、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1期(群昵称规则预设词原耽)。

11、45(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12、143参阅(俄)尼古拉·亚基姆丘克(NicolajAleksievitchYakimchuk)《“我的工作就是写诗”——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外国文艺》2006年第6期。 

13、与古代汉语诗(亦即古诗)相较，新诗(或曰现代汉语诗)作为自救性的教义更具有紧迫性，这是因为在逻各斯的持久性操持下，“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基督重临》，袁可嘉译)。有效法逻各斯的现代汉语从旁助威、掠阵，现代中国人所能拥有的，更可能是他们不喜欢的“所是”，并非渴求中的“应是”;现代中国人时刻面对的，不仅是教主们和阮步兵曾经面对的歧路(或歧路的极端化)，更有每时每刻随处可能遭遇到的偶然或偶然性。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认为，一个绝对真理粉碎后，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数百个相对真理;28叶芝暗示的则是:具有向心力的中心粉碎而“四散”后，替代它的，必然是数不清的偶然和偶然性。在此，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Paz)的见解来得极为直白、干脆:人不过是“时光和偶然性的玩物”而已。29偶然也许有理由被忽略，哪怕它很可能还是幸福的，比如“可怜/而渺小的人，偶然而稀见的幸福......”(西渡:《2017年6月10日，毛州岛》，2017年)。这种样态的忽略固然非常可惜，甚或值得为之抱憾，却并不令人绝望，还够不上里尔克道及的那个“严重的时刻”。偶然性必须得到重视，因为偶然性必须被视为歧路的加强版，但更应当被视作多倍——而非仅仅双倍——的歧路，足以陷现代人于难缠的泥淖，决非可惜甚或为之抱憾可堪比拟。

14、假如卅年前的一切重来你能够选择的道路也不会多于这一条。这是群山对你的教育。弗罗斯特担心的千差万别从没有发生;倒塌的石墙下，穿过蛛网的风告诫你，这就是所有道路的秘密(西渡:《再驳弗罗斯特》，2017年)

15、还你如今

16、146此处有必要预先指出的是，西渡虚构的抒情主人公并不总是在自恋式地絮叨，此人会将絮叨推向一个新的境地;抒情主人公“我”认同钟鸣多年前对自己，也就是对旁观者或曰多余人的告诫:“人不能老是唠唠叨叨的。痛苦何其渺小。性情乖张，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事情是可以穷竭的。”(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3~194页) (群昵称规则预设词原耽)。

17、192 (美)帕特里齐亚·隆巴多:《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田建国等译，华东师范大学

18、16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昆廷·菲奥里、杰罗姆·阿吉尔编，何道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9、95参阅陈太胜《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0、今生如梦

21、它的四分之三是虚构出来的。

22、教会我们选择，创造人的生活。 

23、再也望不到她的故乡 

24、 (西渡:《针》，2010年)

25、(西渡:《庚子正月的哀悼·养蜂人之死》，2020年)

26、114 参阅孔令环《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马德富《真与美的范式:杜诗艺术精神对新诗的启示》，《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

27、注释：

28、或者军人的好处是等级明了坏处是太简洁：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29、风景是我的一只桨，诗是另一只。 

30、78 参阅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31、87 参阅张雪飞《个体生命视角下的莫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9页。

32、11 苏卡尔(AlanSokal)语，参阅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33、 (西渡:《但丁:12大雪中(之一)》，1990年)

34、75 (英)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Merrifield):《居伊·德波》，赵柔柔等译，北京大

35、一些可爱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36、你有，是你的未来 

37、76 参阅P.J.Rabinowitz，BeforeReading:NarrativeConventionsandthePoliticsofInterpretation ，OhioState

38、220页。

39、 ......

40、81 “物”作为概念，在荀子那里被认作大共名，其间就包括人(参阅《荀子·正名》)。

41、156参阅(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42、和抒情主人公相比，诗人自有其特殊性，虽然诗人和抒情主人公一样，也是集反讽主义者、偶然人和孤独者于一身:诗人至少认同他(或她)的诗人身份。他(或她)甚至乐于冒险确信:“诗人们为一切生活事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智慧。”91诗人虽然也免不了孤独、呕吐、在A与-A之间摇摆不定，却拥有一份理想的确定性自我。奥登对此说得很得意:“我觉得诗根本上就是无聊的娱乐。我之所以写诗仅仅是因为我喜欢为之。”92所有暗自认可“喜欢为之”的诗人，都对自己的诗人身份深信不疑、怡然自得，还格外愿意恪守一个现代主义诗人不可不恪守的职业操守。职业操守意味着:新诗的制作者必须与作为文体的新诗合作，支持新诗坚守诗的立场和本位，护住诗的贞操;在此基础上，深入并且真实地揭示抒情主人公面临的孤独、呕吐和反讽境地。让新诗坚守诗的本位、诗的立场，意味着新诗的自我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深入、真实地揭示抒情主人公遭遇的境况，则是做诗者和新诗共同的义务，也是两者在相互成全对方时，对各自之自我的完成:诗人和新诗践履了自己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到了自己对于自己应尽的义务。作为精神上的有疾之人，抒情主人公从不敢奢望痊愈(因为不可能有真正的痊愈)，“我”只得以自身的处境始而得到展示和观照，继而情绪得到宣泄和缓和，终而获取心理上的慰安，但也不排除偶尔可以获取暂时性的愈合。与此同时，诗人因恪尽职守而自救，因忠于作为诗人的自我而获救。

43、以马拉美(StéphaneMallarmé)之见，“(纯)诗应当永远是个谜”，它只能“叫人一点一点去猜想”。102当新诗撇开诗人，仰仗其自我单独制造抒情主人公时，被制造出来的抒情主人公仅仅是新诗的自我的代言人，或新诗的自我的影子，“以”影——而非“如”影——随行于新诗的自我。此人不呕吐，不迷茫，不周旋往来于A与-A;一切都显得完美无缺，正好是新诗自恋中认为自己最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这种样态的纯诗就像西渡笔下的风，在自己追随自己的“来龙去脉”时，“一首伟大的诗在暗中完成”。(西渡:《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2002年)这首被“暗中完成”的“伟大的诗”意味着:它只为自己而完成它自己。但这首只为自己“而‘生’”的伟大的诗篇，却永远不可能“诞‘生’”。即便是为纯诗大声鼓噪的瓦雷里也不得不承认:纯诗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理想的一个边界”10明眼人莫不清楚:所谓边界，就是不可逾越更不能逾越的意思。福柯曾在某处表达过一个观点:冒犯边界是不祥之事。104瓦雷里虽然坦率地承认纯诗乃虚妄不实之物，却不愿意深入道及其间的原委。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毫无边际地放纵自我;任何事物的自我都不可能自顾自地单独绽放。每一个事物都必须、必然、必定存乎彼此组成的关系之中。当此至为关键的时刻，有一个被虚构的抒情主人公颇为适时也很懂事地如是放言——

44、理应得到太阳的惩罚，

45、面对多倍的歧路(甚至极数级别的九折阪)，面对偶然性的稠密地带，面对经由迷途和迷雾构筑起来的现代命运，自命现代诗人的那些人究竟意欲何为呢?事实上，他(或她)必须首先得像胡戈·弗里德里希倡言的那样，实施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的行为129——T.S.艾略特将之称作“逃避自我”130 ;这样做，至少可以让诗人在一个普遍自恋甚或鼓励自恋的时代1免于自恋的宿命。虽然自恋更有可能是偶然人特有的病灶，但自恋对诗和诗人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一部人类文学史自有分教。在面对如此这般的窘境之后，现代诗人还比较彻底地丧失了让抒情主人公起而行动的能力，顶多让“我”(亦即抒情主人公)滋生纯粹心理性的感受。对此，沈雁冰有着极为准确也极为早熟的观察:包括诗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宁愿“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以注意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1所谓感受，依照语言哲学的ABC，不过是一桩桩密集性的语言事件(languageevents)1不可也不能以“是否具有鲜明的性格”作为衡量的标准1苏珊·桑塔格认为:“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135包括诗在内的所有门类的现代艺术，都被桑塔格赋予了工具属性;现代艺术的目的不是服务于某种或某些面相古怪的主义，而是致力于培植人的感受力，以应对让人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格式化的现代社会。所谓感受力，就是对纯粹心理性、语言性感受的感受能力:感受力的强度，则建基于对感受的感受力度。人类最早的艺术与人对其自身命运的关切高度有染，因此艺术被视作必备、必须之物。136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与桑塔格英雄所见略同。希尼认为，包括诗在内的现代艺术虽然不再直接相关于人类的命运，但它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性，端在于现代艺术能让受众“成为敏感的人”(tobesensitivelyhuman)1以应对让人格式化、让人麻木的现代社会。

46、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七月派诗人蒲风本着良心、良知，而有诚挚、恳切之言:“‘九一八’以后，一切都趋于尖锐化，再不容你伤春悲秋或作童年的回忆了。”116面对耽于纯诗幻想、致力于“雕虫纪历”，却罔顾噬心主题的何其芳、卞之琳，早有人幻想着“历史的车轮”已经“推他们上了没落的墓道”。117放在古代汉语诗的黄金岁月，诸如此类的言论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古诗是供诗人驱遣的工具，它“言”诗人之“志”、“缘”诗人之“情”。“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118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19本身就是歌、是诗;诗人替饥者歌其食、替劳者歌其事，就不仅是歌、是诗，而且这诗、这歌更有来自道德—伦理层面上的加持和保障，因此，它有理由更是诗，更是歌。道德—伦理本身就是古诗成其为古诗的重要元素、依据和组成部分;关于这个枢纽性的诗学问题，《毛诗序》一类的文论决不会有错120 ，孔夫子更不会有误。正是在此基础上，元稹才如此这般赞扬杜甫:“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121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大札中，对杜甫也多有称赞:“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122虽然有论者对杜甫直接就时事以韵语发言颇有疑义1但终归无伤大雅。 

47、119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

48、月亮的忠贞总是并且依然迷途于五月之夜，缰绳只可能掌握在命运的手上，而命运中自有重重迷雾，以至于家乡难以被指望......这些源于偶然性的现实，这些出自偶然性的稠密地带的命运，这些面对命运和现实瞬刻间产生的莫名感受，可以直接将“我再也不会为它呕吐了”判为虚妄不实之言，或者自以为是的诳语。戴维·弗里斯比(DavidFrisby)说得委实不赖:“现代体验的不连续性，对现代性之过渡、飞逝、任意或者偶然性的承认，引发了研究探询的诸多问题。”51果如是言，则“再也不会为它呕吐”不仅显得更加难以成立，呕吐还更值得更进一步地研究和探寻。现代人游走于作为歧路之加强版的偶然性，颇有些类似于他们(或她们)小心翼翼、心怀恐惧地站立在游轮的甲板上，而此时的游轮正航行于惊涛骇浪中的百慕大(Bermuda)。密集的偶然性让命运的终端产品获取了一个恰如其分也合乎逻辑的隐喻性造型:呕吐。呕吐是偶然人的宿命，就像哭泣是墨子、杨朱、嵇康、陈子昂(“独怆然而涕下”)、杜甫(“少陵野老吞声哭”)的宿命。

49、39(法)让-保罗·萨特:《词语》，潘培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80页。 

50、100124129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51、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 

52、134参阅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3~134页。

53、178 参阅(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2页。

54、宛若当初

55、但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

56、79 参阅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57、96 (法)魏尔伦:《加布里埃尔·维凯尔的〈在那美丽的丛林里〉》，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58、135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59、9 参阅《圣经·马太福音》4:8-4:

60、(西渡:《天使之箭》，2010年)

61、袒露无边的荒野。

62、我的内心因此格外紧张就像在红色帷幕内部，

63、161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J.G.赫尔德(J.G.Herder)对东方语言的猜测居然极为到位:“最古老的东方语言充满了感叹词。......东方民族唱起挽歌来犹如坟墓前的土著人，发出阵阵惨痛的哭嚎，这正是自然形成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感叹词;他们的赞歌里有喜悦的喊叫，反复出现赞美的欢呼。”((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页)

64、在意大利它正是神的启示，

65、唱首情歌

66、如果某首新诗作品中出现的是第一人称“我”，这个“我”除了是被虚构的抒情主人公外，还很有可能是代言者，代言者亦步亦趋地模仿被代言者而发言，有如被代言者附体于代言者;78如果出现的是第二人称“你”或第三人称“他”(或“她”)，这个被呼唤的“你”，这个被陈述的“他”(或“她”)，背后一定站着被有意隐藏起来的抒情主人公，此人同样是被诗人和新诗联手虚构出来的，也就是梭罗特意强调的第一人称“我”，却不可能也不必是制作新诗的那个偶然人。无论新诗作品中出现的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无论这三种人称是单数还是复数，也无论是明显还是隐藏，抒情主人公都是单数“我”。79对于永远“站在虚构这边”的新诗来说，80 围绕包括人在内的物81组建起来的事情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事情首先得到了现代汉语的陈述，事情由此进入了由现代汉语构筑起来的语义空间。无论事情曾经存乎何种性质、何种形式与何种型号的时空之中，只要它被现代汉语所诉说，它在理论上就一定会变作现代汉语空间中的事实，一定会被这种语言所塑造，被这种语言赋予饱满的现代性和中国性。82《他出去痛哭......》中的阮籍更有可能是现代的阮籍，喝着酒精度数很高的茅台，而非魏晋时期因技术原因酒精含量很低的米酒;《存在主义者》中的萨特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可能性，要大于曾经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个独眼的法国思想者，用筷子夹梅菜扣肉的频率高于用刀叉切割七分熟的牛排。但饶是如此，现代汉语如何表述事情，仍然远比事情被现代汉语所陈述重要得多。莱斯利·A·菲德勒(LeslieA.Fiedler)似乎道出了其间的原因:“视角问题的基点是一个深刻的伦理复合体，它反映在作品本身的构成之中。”83如此说来，现代汉语究竟在如何表述事情，就更有能力决定事情在新诗中的地位、成色和其他各种属性，尤其是更能决定事情在新诗中充任何种形态的诗学要素;如何诉说事情，将赋予被诉说的事情在语义空间中的全部形貌。84事情必须听命于新诗和诗人联合锻造而成的自我意志。85

67、不用说，絮叨可以被视为“有罪的成人”(亦即抒情主人公)所做的忏悔;但絮叨并不意味着抒情主人公居然在与某个更高的神灵进行对话活动——现代人永久性地丧失了这样的机会，更何况始终寄居于世俗社会当中的偶然人。157所谓絮叨者，独白也，喃喃自语也。所谓喃喃自语，所谓独白，不过是对呕吐状态以及呕吐的稠密地带(亦即迷雾、迷途或由此两者构成的命运)所做的语言性咀嚼，时而音调低婉、暗哑，时而语气激昂、深沉。这就是说，作为潜在的密集性语言事件，感受被絮叨有意识地声音化了;原本一直默然在心的感受经由絮叨终得以和絮叨一道，拥有它自身的音响形象，被形容性的声音所环绕、所装饰:158

68、120 参阅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0~10109~1121~122页的相关论述。

69、惊恐的喊叫还堵着嗓子。

70、 (西渡:《奔月》，2019年)

71、6史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参阅《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百官名》)

72、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有用的工作，

73、116 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诗歌季刊》第1卷第1~2期，1934~1935年。

74、几坊烟火

75、71 (法)托多罗夫:《日常生活颂歌》，曹丹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76、36蜀语，意为烂人、人渣，但更应该被称作人渣和烂人的昵称。 

77、如此人间，是美好的......

78、关键词

79、111 在并不漫长的新诗史上，西渡也许是较为罕见的那种既心向纯诗又不忘纷纭现实的诗人。从比喻的角度看过去，西渡正可谓李商隐和杜甫的合体。长诗《蛇》(2000)、《雪》(1998)、《一个钟表匠人的回忆》(1998)、《奔月》(2019)......堪称唯美主义维度上的杰出作品;《风烛》(2016)、《庚子正月的哀悼》(2020)、《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2014)......则可以被视作有意效法杜甫的锥心之作。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渡是我们再次深入认识新诗之内里的一个极佳解剖对象，尤其值得重视。

80、70 参阅(美)韦恩·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佩吉·费伦(PeggyPhelan)

81、qq群怎么让别人不能改自己群昵称qq群不能禁止别人修改自己在群中的昵称，可以设置群昵称规则，添加预设词，方便群成员快捷填入。设置群昵称规则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82、2164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

83、33按照中国作家李锐的观察，美国人拥有沧桑感而抛却少年心，是很晚近的事。参阅李锐《终于过了青春期的美国》，《天涯》1996年第2期。

84、啊，钟山!钟情的山。

85、在现代性当家和全球化作主的日子里，命运之不可测完美地呼应于人生无常，被偶然性紧紧包围的现代人被成为偶然人，面临着歧路和穷途，新诗应运成为展示偶然人的认知经验和生活体验的语言装置。每一个被现代汉语形塑的中国人/偶然人对事情的陈述，使得事情由此进入由现代汉语构筑起来的语义空间，并被这种语言赋予饱满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无论是新诗制作者的呕吐、新诗的文体主张，还是新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自创生行为，都必须在结构性的耦合中寻求/协商某种动态平衡:新诗的制作者必须与作为文体的新诗合作，支持新诗坚守诗的立场和本位，让新诗的自我得到维护;深入、真实地揭示抒情主人公遭遇的境况，则是做诗者和新诗共同的义务;做诗者也得以消耗掉某些焦虑。三者的相互成全也是对各自之自我的完成，同时更有可能生成更广的时空、更多层次的洁净和拯救。

86、8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87、此等情形，很可能会导致两个相互牵连的诗学后果:第无论感叹更靠近赞美和歌颂，还是惋惜和哀叹，都将更容易满足西渡赞赏和偏爱的诗人伦理，以及诗人愤激、高尚的心境，直至向杜甫致敬，顺便回应杜甫问题;在感叹中，即使吸纳更多的现实细节，也终将无损于新诗伦理，因为这些细节浸泡在感叹之中，被感叹所抚摸。西渡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比比皆是的佳构、杰作，可以为此作证。第对呕吐的语言性感受被新诗感叹化(亦即声音化)意味着:偶然人及其寄居的场域，亦即“我为什么身陷其中”的那个“秋天”，归根结底值得同情，值得施之以抚慰，西渡在他的几乎所有新诗作品中，都体现甚或突出了这个理念。钟鸣的观点似乎可被视作对西渡的呼应。钟鸣认为:“人或许会失去机会，因为，社会比人更早地失去了机会。......人性之善在尚未充分展现时，时代便预先堕落了。”167钟鸣没有来得及明示的潜台词在这里:偶然人固然值得同情，但偶然人寄居其间的“秋天”(或曰“时代”)更值得同情。168“虽然叹词即结论(因为猝不及防时的呼喊预先给出了情绪上的结论)，但它需要回声，顶好是来自某个、某些句子尾巴上的助词，因为助词即答案(语气助词是对某种特定情绪的共时性认可和加重)。”169在悼念一位自杀者的漫长诗篇中，西渡和新诗虚构的抒情主人公有这样的絮叨:“‘我一人走在你们的前面，承担/我的责任......’虚妄之人啊!”(西渡:《风烛:纪念江绪林》，2016年)在这里，可以合理地将絮叨之词——“虚妄之人啊”——当中的语尾助词“啊”，看作抒情主人公给予那个“秋天”的答案;这个不凡而且坚定的答案，不仅意味着扎加耶夫斯基(AdamZagajewski)豪言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黄灿然译)，更意味着直接爱上这个摇晃的世界。在看清真相后，西渡的抒情主人公对其自身的感受的絮叨终归是积极的——

88、(向上滑动启阅)

89、如此这般出色的放言正好表明:抒情主人公在向新诗和诗人发出呼喊，恳请诗人的自我和新诗的自我彼此约束，处于“互动的关系”105之中，唯有两者存乎理想的互动关系，被虚构的抒情主人公才可以让诗高贵的同时，也趁机让自己高贵。两种高贵拯救了新诗，让新诗放弃对自己不切实际的纯诗想象，转而令自己成为现实中的理想诗篇，只因为所有的抒情主人公都愿意祈祷:“我们心爱的诗有权利活下去。”(西渡:《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2014年)但两种高贵也拯救了抒情主人公;抒情主人公处于高贵状态，意味着这个偶然人的内心得到了抚慰:“我”呕吐并高贵着。新诗不可能独自成为某种具有拯救性的教义;唯有选择主动与诗人合作，新诗才能重新获得自我，才能从现实的层面——而非绝对理想的层面——上，获得对自我的认同。某个偶然人或反讽主体一旦成为诗人，意味着他(或她)获得了理想的确定性自我，也意味着他(或她)赢取了稳定的立足点。这个名曰诗人者在关心诗、思谋诗篇的同时，必定会关心他(或她)寄居的现实、他(或她)吞吐其间的场域，因为他(或她)不仅是偶然人、反讽主义者，还是被生活包围并且天天向生活讨生活的人。诗人仰仗其自我意识，一旦关注错综复杂的外部世界(或曰生活世界)，就不可能任由新诗放飞自我独自凌空蹈虚;这让新诗企图拥有自我的纯诗状态，仅仅是个虚妄不实的臆想。只要新诗的自我不忘坚守它的诗本位立场，就不可能任由诗人放飞自我专一于现实的肠肠肚肚;这让诗人不可能将他(或她)关注的现实细节，一厢情愿地搬进新诗的语义空间——哪怕诗人出于高尚的情操，谨遵道德—伦理发出的指令，也不得无视新诗的颜面如此放肆胡为。就是在这种彼此牵扯构成的互动关系中，抒情主人公被虚构出来了。如果诗人和新诗在合作时处于最佳状态，亦即彼此间哪怕“少摸一把都会铸成大错”10抒情主人公就理应拥有最饱满、最理想的状态。面对偶然人存身的苍茫大地，面对反讽主体面对的满目疮痍，面对普遍的呕吐和呕吐物，这等质地的抒情主人公能将新诗带至既有饱满现实、又有浓郁诗意的绝佳之境，甚或令人心醉的完美之境;既让新诗虽不纯却高贵，也让抒情主人公虽高贵却呕吐，诗人则因新诗和抒情主人公的高贵兀自高贵不已。

90、19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

91、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92、102 (法)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王道乾译，伍蠡甫主:《西方文论选》(下

93、话说“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1这个经典传说，对后世中国的诗文影响甚巨;借之为典以浇自家块垒者，在古典中国代不乏人。竹林人士有诗曰:“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籍:《咏怀》之二十)世传阮嗣宗一生有三次著名的恸哭;效法杨朱的穷途之哭最为有名。正史有云:“(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2咏诵杨子和墨子的阮步兵及其“恸哭而反”，也自此成为典故，不绝如缕于后世的中国诗文。彼得(Peter)鸡鸣之前三次不认主，应验了其主耶稣的预言(Lordsaid:Beforethecockcrow，thoushaltdenymethrice)。到得鸡鸣时分，彼得的内心正处于“风雨如晦”(《诗经·风雨》)的激荡难休之境;醒悟过来之后，“他就出去痛哭”。3这个典故随《圣经》在全球高调传扬，其影响力至今仍处于持续发酵的状态。西渡赓续前贤，做有短诗一首，题曰《他出去痛哭......》(2016)。此诗区区四节，每节征用一个著名的典故，以求谋构诗篇:墨翟哭染丝、杨朱泣歧路、阮籍效法穷途之哭、彼得出门痛洒热泪。墨翟、杨朱、彼得要么是某个学派(或教派)的创始人，要么就是某个教派(或学派)的重要继承者，唯阮步兵以诗人名世，大型组诗《咏怀》满可以被认作效法穷途之哭的正宗产品。该产品的核心乃是感叹，但更有可能是感叹的极端化(亦即痛哭)。4“礼岂为我设邪”5的歪头、斜视复兼“青白眼”6之问，是否当真能够成为他佯狂、自救的依傍?7

94、66参阅刘新民《意象派与中国新诗》，《外国文学》1994年第2期。 

95、朝饮木兰，夕餐秋菊，诗300，唐诗300， 

96、183 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周亮工在其著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周亮工借朋友之口有言:“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

97、感受、絮叨，还有爱

98、21 王勃:《滕王阁序》。

99、功德圆满，万受无疆

100、3563(英)詹姆斯·伍德(JamesWood):《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101、108 (罗)埃米尔·齐奥朗:《思想的黄昏》，陆象淦译，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页。

102、点击群昵称规则。

103、77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104、无用而且有害，就像诗歌

105、138对于这个问题的综述，还可参阅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20页。

106、 (西渡:《秋歌》，2000年)